5月16日的第34届亚足联全体代表大会上，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增补两名执委。最终的结果是来自塔吉克斯坦足协的女官员马赫马达利耶娃当选中亚大区的女执委；而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则成为东亚大区的执委。至此，由30人组成的执委会全部满员，所有执委的任期均是至2027年。

不了解情况者，或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足协身处东亚大区，在2023年2月1日于巴林召开的第33届亚足联全体代表大会上，中国足协就无一人进入亚足联执委会，此番增补明摆着是一个好机会，缘何中国足协不去争取一下？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因为增补事宜并不是临时展开的，而是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由亚足联发布增补通告，并在去年11月30日就已经截止。当时，郑梦奎就已经是东亚大区的唯一候选人。某种程度上，那时，郑梦奎就已经成为亚足联执委会中的执委，此番亚足联代表大会仅仅只是“履行正式的程序”而已。

所以，这次会议上，郑梦奎和塔吉克斯坦足协女代表正式成为亚足联执委会执委，算不上中国足协在足球外交方面的进一步失势，而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足球在整体足球外交方面的一种延续而已。而且，此番会议期间，宋凯也尽可能多地与国际足坛官员们以及亚足联下属会员协会的领导们会晤与交流，增进了解。

实际上，真正让中国足协乃至整个中国足球需要更进一步研究和深思，并需拿出具体对策的的一个情况是：此番亚足联代表大会上有关亚足联章程的修改并顺利通过，从而导致整个亚洲足坛格局和形势的“彻底西倾”，而东亚内部已呈现“被分化”之现实。在这种全新的足球外交形势下，中国足协以及中国足球究竟该如何应对？

②章程修改取消连任届次

这次亚足联代表大会期间，更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议题是亚足联章程的修改！

大会的第14项议题是对原来亚足联章程中的第32章第8条和第9条提出修改。按照原先的章程规定，一名当选执委在亚足联执委会中的任期为4年、最多只能是三届完整的任期，如果是一个周期中增补当选的，不包括在内。而且，当选亚足联主席，一个任期也是为4年、最多只能是三届完整的任期，如果是一个周期中增补当选的同样不包括在内。

这一条规定是前亚足联主席哈曼时代提出并展开实施的。当然，后来因为哈曼卷入卡塔尔申办世界杯的丑闻中而遭到国际足联禁赛处罚，离开了亚足联主席职位。而现任亚足联主席、巴林人萨尔曼则是在2013年5月接替哈曼当选的，任期至2015年5月。在2015年5月的亚足联代表大会上，萨尔曼再次当选，并在2019年和2023年的亚足联代表大会上连任。

按亚足联原有章程，2013至2015年这两年仅仅只是增补当选，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周期；2015至2019年、2019至2023年、以及2023至2027年三个完整周期之后，萨尔曼就不可能再继续担任亚足联主席一职了。所以，至2027年，亚足联就需要选举产生新的主席人选。

然而，也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此次会议上，西亚几个足协代表提出了章程修改的动议，要求取消章程中的“任期不得超过三届”这一规定。也就是说，至2027年任期三届期满后，萨尔曼依然可以继续竞选亚足联主席并将大概率当选！

而且，从这次大会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提出这个动议是黎巴嫩足协、卡塔尔足协、乌兹别克斯坦足协以及沙特足协。按照亚足联章程中的规定，只要有一国或地区的足协提出动议、有至少两国或足协的足协附和，亚足联就需提交大会进行讨论、表决。而提出这项动议的黎巴嫩足协有伊拉克足协和叙利亚足协附和；来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足协有阿富汗足协和伊朗足协附和；卡塔尔足协则有来自南亚地区的尼泊尔足协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越南足协附和；沙特足协则有来自东亚的韩国足协以及东南亚的老挝足协附和。有12个足协提出修改章程的意见，亚足联当然需要提交代表大会进行投票表决。

最终的投票结果是：亚足联下属47个会员协会中，43个足协代表投票赞成、2个弃权、2个反对。明确投出反对票的是澳大利亚足协和约旦足协。根据亚足联章程中的相关规定：涉及像章程修改的投票表决，必须要超过与会代表数的三分之二即34票。43票的结果当然意味着章程修改的动议获得了通过。

这对现任主席萨尔曼来说，当然是一个最为理想的结果，因为这意味着他将在2027年后，至少可以再任一届亚足联主席至2031年。特别是，1965年的萨尔曼，哪怕是连任至2035年恐怕也没有太多问题，期满时也还未满70周岁。但这背后，未必就是萨尔曼本人亲自谋划的布局，毕竟在阿拉伯势力的背后，真正的幕后主人是沙特。

③西亚彻底主导亚洲足球

本来，随着亚洲足坛势力的全面倾斜，中国足球的生存国际环境就变得日趋复杂和艰难，但这一次，有关取消“主席最多任期不能超过三届”的规定，特别是在这次幕后的争斗中，连近邻韩国都已经倒向沙特、倒向西亚势力，短时间内，中国足球的国际生存环境想要有所改变，恐怕只能是难上加难。

回顾亚洲足坛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进程，整个亚洲足坛由“东西对峙”到“西亚占据上风”，再到如今可以说是西亚完全占据绝对主导，东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已经很难对西亚构成威胁。这一点，其实从中国被迫放弃2023年亚洲杯开始，就已经全面显现出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按说韩国接办2023年亚洲杯是完全有理由的，且韩国足协之所以提出主动接办，完全由韩国总统以及政府在背后做支撑，且从亚洲杯“东西亚轮办”的角度来说，2019年亚洲杯在阿联酋进行后，2023年亚洲杯因中国客观原因无法承办的话，转交给东亚大区的韩国也属于情理中。但在西亚势力的主导下，特别是卡塔尔和沙特都在申办2027年亚洲杯的格局下，西亚势力上下串通起来，让卡塔尔提前接办2023亚洲杯、沙特则顺利拿下2027亚洲杯主办权。这就意味着：东亚大区想主办亚洲杯，至少要等到2031年。

而西亚最大势力沙特又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眉来眼去”，结果提前搞掂了2034年世界杯。而且，在此番于曼谷进行的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一届大会可以确定两届世界杯主办权的章程。当初，因凡蒂诺借着反腐将前任主席布拉特赶下台，然后通过了一届国际足联大会只能确定一届世界杯的主办地。如今在任期内又再次改回到原先允许确定两届世界杯的主办地。沙特人在国际足坛再次上演了“有钱能让鬼推磨”的好戏。

不只于此，2024-25赛季也就是今年下半年开始，亚足联力推的男足全新三大俱乐部赛事已经全面修改标识，全新的标识几乎充满了阿拉伯元素，完全无法展现和代表整个亚洲。而最高水准的“亚冠精英联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又将连续被亚足联安排在沙特进行。

（亚足联全新俱乐部赛事的标识充满阿拉伯元素、完全无法代表亚洲）

换言之，未来几乎亚洲所有赛事都已经被阿拉伯国家所垄断主办权。尽管澳大利亚将在2026年主办下届女足亚洲杯，但阿拉伯女足的水准根本无法和东亚相提并论，因而这些阿拉伯国家也就没有花心思去申办。像沙特原本有意申办2026年女足亚洲杯，但因为澳大利亚足协当初放弃了203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所以沙特方面主动放弃了2026年女足亚洲杯的申办，然后推出乌兹别克斯坦承办2029年女足亚洲杯。但是，沙特方面的“野心”不小，如果能够在今年12月的下一届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顺利拿下2034年世界杯主办权，则沙特方面将有意申办2031年女足世界杯！

如今，随着亚足联修改章程成功，几乎可以确认：萨尔曼将肯定会继续担任亚足联主席。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也是西亚势力提前布局。按正常情况，萨尔曼任期届满后，整个亚洲足坛恐怕短期之内很难再推出一位各方都能够接受、服众的候选人。而且，不管是沙特还是卡塔尔，其实都是“有想法的”。但是，如果直接站出来宣布竞选，不管是沙特方面还是卡塔尔方面，恐怕又将闹得各方不愉快。作为一个缓冲，萨尔曼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此番提出修改章程动议的不仅包括卡塔尔足协，更包括沙特足协，这实际上已经说明：各方势力在幕后造就达成了某种“默契”。

④东亚内部需要重新团结

其实，这次提出修改亚足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的动议中，真正令人意外的还是出现了韩国足协的名字。众所周知，亚洲足坛过去之所以能够呈现“东西对峙”的格局，很重要一点在于以中日韩三国为首的东亚势力相对比较团结，这期间的典型代表产物就是“A3联赛”。但如今，随着日本足球的日趋发展，日本足球似乎心思早就不在亚洲了。以其硬实力，无论男女，日本足球的目标造就瞄准了世界。所以，对于亚足联内部的各种争斗，日本足协也无意卷入其中，更何况因为有硬实力作为保障，亚足联、包括西亚势力也奈何不得。

相比之下，韩国足球也有一定的硬实力，但作为韩国足协主席的郑梦奎，其实在亚洲足球外交场合并不招人待见，更不用说在韩国国内足坛，如今要求其“下课”的也颇多。先前，郑梦奎连续参加国际足联理事会亚洲理事资格竞选，屡屡受挫，其实就已经很说明问题，而且，郑梦奎的一贯做法就是跟以沙特为首的势力“对着干”。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延续了当初郑梦准任期内的惯例。

（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右)在亚足联大会期间与沙特足协主席梅沙尔交谈）

但是，这一次，韩国足协紧随沙特足协、对其提出的取消“主席任期最多三届的限制”的动议表态支持，并坚决“站队”。这多少有些令人意外。或许，这也是韩国足协在足球外交方面的一种策略变化。因为郑梦奎目前在国内也面临着三届任期即将期满的问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足球一是本来就没有“硬实力”，二是在“金元足球”时代结束后，中国足球已经完全没有了“资本的力量”，东亚内部又得不到韩日的支持。这就注定了接下来的发展之路将更为艰辛。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亚洲足坛大变局，中国足球怎么办？这无疑是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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